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没有责任哪来大唐的“贞观之治”；没有责任，哪来卧薪尝胆的成功；没有责任，哪来马克思《资本论》的光耀后世；没有责任，哪来用21年心血换来的李时珍的《本草纲目》；没有责任,哪来繁荣富强的今天……
陈广胜：《改变，从心做起》
二战时期，英国受训的特工得到指令：假如被俘，必须保持48小时的沉默，以便同伴有时间逃脱。这48小时是底线约定，沉默正是对同伴的责任。
责任，即分内应做之事。分内的边界究竟有多大？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尺度，有的基于法律规定，有的依据市场契约，有的出乎道德良心。责任心越强，人们会把更多的义务揽在身上，肩上挑起的担子也将格外沉重。
此类担子是无形的，但任何人都无一例外拥有。它也许是天然的义务，就像父母有责任养育儿女，儿女有责任赡养父母；它也许是人与人之间的托付，如春秋年间赵氏托孤，程婴、公孙杵臼为保忠良一线血脉，作出了极大的自我牺牲；它也许是职业岗位的规矩，好比在航海界，船长理应最后一个弃船。可以说，人们在世上有多少个角色，便有相应的多少种责任。
不仅如此，责任还体现为社会使命。明末清初顾炎武的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，激荡起无数人位卑不忘忧国的情怀。尤其是鲁迅先生所指“中国的脊梁”，那些埋头苦干、拚命硬干、为民请命、舍身求法的人，之所以“掩不住他们的光耀”，说千道万，只因一颗舍我其谁、勇砥中流的责任心。
在现代社会，公民责任具有最广泛的存在性。每个人都依法享有公民权利，每一项权利都对应着公民责任。如果说天下没有免费的酒宴，自然也没有不承担责任的权利。不过，正因人人皆有，公民责任反容易缺位。如此引发的严重后果，被新教牧师马丁·尼莫拉写成了一首短诗：
“在德国，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，我没有说话——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；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，我没有说话——因为我不是犹太人；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，我没有说话——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；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，我没有说话，因为我是新教教徒；最后他们奔我而来，却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。”
诗被刻在美国波士顿的犹太人屠杀纪念碑上。从起初到最后，“我”都没有说话。也许对被追杀者，“我”曾带有几分同情，但仍然充当了一个无声的旁观者，可这样的沉默却是不负责任。于是，等到“再也没有人站起来”的时候，“我”同样也成了沉默的牺牲品。
20世纪上半叶的情形，是否会在21世纪的今天复制？
不容回避，当今社会无论从环境污染、食品安全，还是学术造假、司法不公等问题上，都暴露出比较普遍的责任缺失。究其原因，则与“搭便车”心理相关——反正不缺我一个。但是，假如大家面对责任都后退半步，不去履行基本的职业操守，甚至打心底不尊重法律规定，那谁还会“不合时宜”地尽责？
可以想见，当责任缺失突破了某个阀值，整个社会就容易陷入无序状态。逃避自己的公民责任，往往成为人们的习惯，成为明哲保身的共同选择。当然，这不可能带来“胜利大逃亡”，它最终导致人人都是受害者的大结局。
待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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